例如民用爆炸物，《民用爆炸物管理条例》第3条的规定：国家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实行许可证制度。

前者如同一个地方政府的不同任期内的不同领导集体在此形成的关系，后者如同一个职能在隶属划转前后涉及的不同组织部门在此形成的关系。未经国务院批准，各部门起草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都不得规定具体税收优惠政策。

（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除了国务院在上述文件中提到的政策制定机关和特定文件的起草部门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公权力主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相应的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是否可能影响市场公平竞争进行不同程度的审查。相对于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结果性而言，为此进行的规范工作在性质上更多具有流程性。显而易见，这在法治环境下都是通过规范性的法律文件所规定的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来进行完成的。（二）规制范围狭隘问题的解决路径 首先，我国《反垄断法》应当直接在阐明这部法律所规定的垄断行为类型条款章节集中将行政性垄断作为法定情形之一进行具体列明。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摘要】 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规制范围是比较狭窄的，立法应当在直接将行政性垄断作为垄断行为的法定类型之一的基础上，在行为规范的具体章节中对行政性垄断设立一个兜底性质的规制条款。国家承认和民族承认是两个有关联却性质不同的概念

毋庸置疑, 内与外的思维方式是以单一民族思考方式看待不同的民族, 也就是用一个潜在的具象化的民族看待其他民族。以上内容已经体现在由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规等组成的民族法律体系之中, 由此可知, 随着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形成,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进入依法可依的历史阶段, 继续使用民族政策或宗教政策虽无不当, 但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应是体现民族政策的法律和规范用语。民族成员之间的平等既包括形式平等, 也包括实质平等。如同在其他公共领域, 宪法和法律在民族区域内是高于宗教权威、文化权威的高级权威的。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教的自由, 也有不信教的自由, 为此从根本大法的角度赋予公民选择、加入和退出特定宗教的自由和权利。在家国一体化的隐喻下, 一国之人是更大家庭的成员。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要获得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就需要超越任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学说。我们与他们的分际否定了人们之间的熟人关系, 为熟人关系陌生化以及陌生关系敌对化提供了可能性。一旦中华民族能指显示其功用, 它就脱离了民族人类学方法论而进入到具有个体意义的公民和人权话语系统当中。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 具有民族身份的人生活在不知公民身份为何物的状态之中, 正如具有家庭身份的人生活在不知民族身份为何物的状态之中。

对他称的接受或不接受是特定族群自我认可的自由行为, 拒绝蔑称或侮辱性的称呼乃是这一自由行为的重要表征。按照这种逻辑, 信奉伊斯兰教、佛教或天主教的中国公民同样都可能是无根的民族主义者。如果做出相反的考虑, 一种片面的中华民族观有可能消解多民族并存的局面, 尤其应当警惕用汉文化同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学术策略。排除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立场, 在传统的知识社会学领域, 局内人主义不仅把某一群体视为是独特的和价值的, 也提示了该群体的道德优越性。

重要的是, 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下, 指导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座谈会或政策性文件应成为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方法, 而不在宪法法律体系之外另外形成一套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规范体系。从民族到民族主义, 从民族主义到极端民族主义形成了一条关于民族关系正常与非正常的直线。

信教作为纯粹的个人事务受到国家法律和他人的尊重, 只要消极地对待信教人员, 而不是干预信教人员信教行为, 就体现了法律之下的自由宗教观。兄弟关系精神奠定了人权的伦理和道德基础, 人权是规范化的新熟人关系。

回族同胞、藏族同胞、蒙族兄弟、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等约定俗成的日常表达显现了中华民族作为大家庭的思想质地。事实上, 正如下面所谈到的那样, 关于天下一家、人类大家庭等具有拟制的亲属关系的表达也在国际社会中成为重要的隐喻性的指代。公民身份使具有国籍的人获得了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 为了能够获得这项资格, 标示人的特殊存在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等都需要被遮蔽。卡里斯玛支配者的权力基础在于被支配者对其个人使命之纯粹事实上的‘承认。随着以人权和公民权为标示的法律公共领域的重建, 宗教退回到了界限分明的私人领域, 还原了其固有的在彼岸世界的合理性而不再染指政治公共领域。从纯粹法学的观点看, 除了国家的法学概念以外, 没有什么国家的社会学概念, 这样一种国家的双重概念, 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即使不讲其他理由, 同一对象也不能有一个以上的概念[7]。

单一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仅遮蔽了中国传统社会家的思维方式, 也改变了人际关系的属性。近代以来, 民族、民族主义与主权国家的结合及其相互阐释是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显性主题。

把伦理和道德的人权概念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实践概念是公民权, 既是中国国家现代化意识的发展结果, 也是战后国际新秩序及其规则在中国的具体呈现。与作为具有温情色彩的大家庭概念相比, 民族概念 (在最富有想象力的情况下) 也无法提出像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抱负性能指。

在防范单一民族论的本位主义的同时, 还应警惕大民族主义的文化策略和学术导向。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具有民族身份的人民代表代表的是选区内所有的选民, 而不仅是选区内特定的民族公民。人权意识是关于人类平等的人类意识, 在把这种普遍的人类意识转化为制度设计时, 人权概念不仅未抛弃家庭成员意识, 而且重塑了新的熟人关系。赵汀阳说:在天下一家的理想影响下, 在中国的意识里不存在‘异端意识, 于是, 中国所设定的与‘他者 (the others) 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敌对关系, 其他民族和宗教共同体都不是需要征服的对象。群体认同和种族识别不是揭示了该群体的某些一致性和本质性特点, 而是运用了怎样将某些社会成员 (尤其是陌生人) 疏离和排斥的排外法则。

同时从宏观上看, 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8]85。内外分际民族关系在极端情况下就会呈现出马丁·布伯所称的我与它的关系, 它是客体, 是可以由我按照自己意愿塑造和改变的标的对象[16]。

以国家的视角将人群分类、编码和管理, 体现了国家权力在运行法则上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要求。社会保障制度确立了统一的帮扶权利和义务关系, 在国家与所有公民之间建立了实质平等的法律框架。

除了抽象的文化或宗教代表人, 如儒家之孔子、佛教之释迦牟尼、伊斯兰教之穆罕默德、基督教之耶稣基督等, 究竟由谁来代表和统摄特定民族的整体利益和价值观?在公民权的意义上, 人民代表是特定的具体的人, 是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 他们经过民主程序而成为不同区域的代表人或代言人。通过民族视角审视民族问题就是用一个民族的特殊行为标准衡量其他民族, 被楔入到政治领域的民族身份成为衡量民族关系正当性的重要准则, 开启了身份认同的政治学难题。

……即使最富于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也不会像这些基督徒一样地梦想有朝一日, 全人类都会成为他们民族的一员[4]6-7。因为, 这些问题与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方式一同发展。现代民族人类学没有去政治化, 但在现代公民和人权话语思维方式下则面临着重新政治化的过程。拟制的家庭关系是扩展的熟人关系, 它遵从的是由远至近的逻辑。

2 蒋庆批判了被他称之为的无根的民族主义, 进而对三民主义下的民族主义提出质疑:一个在个人生命上归宗基督的民族主义者, 在对待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上 (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已经历史地决定由儒家传统来代表) 必然会打许多折扣, 因为他的整个生命都交给了耶稣基督, 他就不可能在全心全意地信奉儒家传统 (参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 三联书店2003年版, 第400页)。究其缘由, 民族国家理论产生了内与外的分际逻辑, 这种分际是设定性的产物, 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人以群分的社会状态。

除非不同民族成员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闭关自守, 就需要创设一个让所有民族成员都能够自由进入并平等对待的普遍场域。遮蔽不是取消, 而是在公共领域中不再呈现。

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没有消解以家庭成员身份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信念, 重塑人的家庭成员身份抵制的是冷冰冰的陌生人关系, 抗拒的是以消灭为指向的敌我关系。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 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